全球新冠疫情第三轮高峰正在来临，主角是新冠病毒Delta变异株（B.1.617.2）。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目前，Delta变异株已传播至90多个国家，成为全球主流传播毒株。

在中国，与Delta变异株的本土流行最早开展正面交锋的是广州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感染力强、传播速度快，疫情早期Delta变异株在不到10天的时间，传了5代，传播指数高达5.0，当流调人员关注到一个感染者，病毒就可能已经传给了下一代甚至几代。

作为科技大省，广东在这次疫情处置中，运用了很多新技术、新方法。

面对传播速度快的Delta变异株，广东使用了基因测序来迅速锁定传染源，查清传播链。基因测序就像是给每一个毒株精准画像。通过对毒株突变位点的分析比对，可以清晰地查明病毒是从谁传给了谁。

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广东开展了多轮次的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超过2.1亿人次，6月22日核酸检测超过1800万人次，创造了两项全国纪录；规定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结果才能外出旅行，为全国建立了防范疫情风险外溢的管控新标准。

南方财经全媒体对话核酸检测铁军凯普生物董事、副总经理管秩生，讲述在科技战疫背后的动人故事。

南方财经：今年夏天广州的疫情之下，凯普生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请分享凯普生物参与抗疫的故事，凯普生物作为上市公司，如何在这两年的疫情中履行社会责任。

管秩生：我们凯普参与抗疫是从去年开始的。去年我记得很清楚，可能2月1号是一个重要节点。此前，凯普其实并没有打算参与任何新冠检测产品的开发，或者说投入任何新冠检测服务的。虽然凯普本身是国内做核酸检测做了20年的一家企业，但是我们之前的核酸检测一直是围绕着妇幼、遗传病、分子肿瘤、两癌筛查相关的这一块，那个时候并没有打算参与呼吸道感染相关这一领域的产品线。

同时，虽然我们凯普在全国已经拥有20家第三方（医学）检验所，但是同样是以肿瘤和遗传病为我们整个运营的一个目标。改变我们想法的应该是20号那天晚上新闻联播，钟南山院士首次说了这个病毒是会人传人，也算是证实了之前很多一些消息。

我记得我大概是9点就要求我们的研发团队、产品中心这一块，马上启动这个新冠检测产品的开发，他们用了9天时间，我想这个也是得益于我们凯普20年来的一个累积、沉淀的能力。

因为毕竟在此前，我们已经是每年有将近七八百万人份的核酸试剂的常规生产销售的能力在，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一个能力转化到新冠核酸这一块，但是因为我们是确实比较晚了一点起步，没有在2019年底就开始，那我们在国家进行应急产品筛选的时候，我们的产品那时候还在（广东）省疾控、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管轶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一个论证，所以我们没有赶上国家那一波，但是我们就变成了全球头12家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应急（使用）名单里面。

我记得在1月24号，凯普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可以参加抗疫工程的契机，就是那一天宣布了第三方检验所可以参与新冠的检测工作。

那我们武汉（凯普医学检验）所很荣幸就成为了第一批的名单里（的检验所）。2月1号，我们广州（凯普医学检验）所也进入广东省这头6家的名单里，后面陆陆续续我们的北京所，在全国各地的17家（检验）所都成为各地第一批、少数是第二批可以有这个新冠检测资质（的检验所）。

在过去这一年多，我们也参加了包括武汉10天大会战，北京筛查、上海浦东筛查，新疆、大连几次筛查。在瑞丽，到第二期我们是唯一一家私人机构参与整个瑞丽检测，然后还有香港，因为我们也是受国务院防控办委托广东省防疫防控指挥部，跟香港官方对接。我们本身在香港有一个检验所，所以现在我们也成为香港目前可能就是核酸检测的一个最主力。我们一直到目前还有将近100个人的团队在香港，协助那边的筛查工作，到目前为止可能也超过一千六百万人次的新冠检测。

然后，我们产品这一块也一直有销售，像南美、中欧、东南亚这一块地方，我们还收到匈牙利总理办公室的一个感谢信。前一段时间，巴西总领事来我们潮州跟广州，也感谢了我们在疫情时间给巴西提供物资，因为我们的核酸检测（试剂）是国内第一个拿到巴西anvisa认证的生产厂家，所以整个疫情，凯普主要是分这两条线。

那这次广东大排查，我们也很荣幸被官方看中，成为其中一家主力机构，我们参与了基本上广州每个区的检测，然后我们也同时承担了像佛山南海，还有清远，粤东地区的一些筛查工作。

这一次感触可能就是广州真的了不起，我个人感觉，只有广州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创下了一个人类核酸检测的记录，我相信这个记录在未来也很难被打破，这么短时间完成了几千万人次的检测，也是得益于广州的医疗资源，还有这么多前辈和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也包括我们凯普的总部，（几家）第三方总部都在广州，我想才能完成这样子一个工程。

南方财经：在您看来，凯普生物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每年在科研方面投入是多少？

管秩生：凯普其实是一家从实践之中走出来的企业，我们凯普最早的时候，2000年在香港，母公司在香港创立就是香港科创，然后凯普是2002年在潮州成立。为什么我说是实践之中，因为一开始其实凯普并不是投身（临床检验），是立足生物科技，因为我们的创始人总裁那个时候是希望可以参与科技强国，所以他选择了生物技术。直到2003年SARS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自身的自主创新平台，可以在15分钟之内就检测出SARS病毒，所以那个时候决定要把整个公司从其他方面转型到临床应用这一块。

我记得早年那时我还试过把我们的技术实验室卖给中学，在香港、北京卖给高校，但是到03年后我们的其他业务都停了，就开始围绕探讨怎么把生物技术应用在临床检测，凯普那个时候考虑的是应用方向跟覆盖人群要广，而那时候刚好HPV病毒是刚刚被证实为宫颈癌的元凶，宫颈癌也是目前唯一有很明确成因的癌症，99.99%的宫颈癌都是因为HPV引起的，所以我们就自己开发了21分型的HPV检测试剂盒。这个当年拿的还不是医疗器械，拿的是新药证书，我们凯普也是第一个能够把所有高危型别，还有所有的中国人常见的跟世界常见的低危型别都覆盖在一个试剂盒，并拿到药证的企业，也是第一个在全球真正想以这个分型为主要诊断技术推动产品（的企业）。因为那个时候比较主流的是美国的13高危不分型技术，包括不只是在国内，在全世界这家企业都占了可能90%的市场份额。

凯普很荣幸，不能说荣幸，很自豪，在2009年我们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打破垄断的（企业），到09年，我们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0%，而且这个创新跟全球很多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可能更多的是模仿这家美国企业的临床路径，而我们是采取了全面分型的技术路线，这个也使得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国内的人群型别分布，我相信也为后来的临床指南、疫苗治疗的政策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我们在2012年也成立了国家第一个 HPV数据库，我们发现其实要解决一个疾病，它不是单一的检测产品或者单一的平台，它是需要多方法学、多平台，甚至多实验室的联合才能够真正解决临床问题。我们在2012年尝试开以核酸检测，以分子病理为主的第三方（检验实验室），在香港创立了叫（凯普）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现在也是新冠的主力。那个时候的原意，是做出生缺陷（检测），还有做分子肿瘤（检测），我们也成为了香港第一家，可能到现在还是整个大中华地区第一家拿到ISO15189分子肿瘤（资质）的检验所，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在实践中去找出凯普的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结合我们自身的产品研发制造能力，然后又可以在服务机构里面用多平台、多学科的方式解决临床问题。

凯普在过去几年，我们的研发比例都是在销售的百分之7%（左右），但是实际上这一块只是算我们内部比较直观的研发成本，像很多对外合作，还有一些高校联合课题，这些我们都没有算在内，所以如果算在内的话，其实不止7%。

我们凯普的研发主要从三个层次来看，一个是要素，科研基础要素，一个是平台，一个是产品，我们的研发主要投入大头还是在产品这一块。

产品这一块，我们每年凯普拿的药证大部分都是三类药证，其实他们的研发周期跟临床周期都很长，但是我们都保证每年有若干个创新产品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凯普拿的药证，每一年的药证都在于相关疾病（的临床创新性产品），第一个像我们的STD十联检是国内第一个，同时能够检测10个下生殖道病原体的检测产品。

像我们说的很早期的HPV检测产品，像我们也是第一个把-跟-地贫放在一个生物芯片上的产品，这是我们的产品端的。平台端方面，其实不只是凯普，整个国家这一块都是比较短板，我们使用了大量检测平台，其实还是以国际引进的平台为主。凯普的导流杂交仪，其实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一个自主创新的产品，我们的核心原理是当年从香港大学技术转让过来的，然后我们在上面开发了像HPV 、地贫、耳聋相关的产品。这个平台（开发的HPV21分型产品）在2016年拿到国家的发明专利金奖，也是这几十年来，唯一一个拿到这个殊荣的体外诊断企业。因为凯普这个是自主创新，而且我们用在宫颈癌HPV检测方面，我们覆盖的人群非常大，这些年累积起来是数千万妇女（的数据），而每一次的检测结果是很明确的有效指导临床路径、分流，还有后面的手术或者治疗。使得我们整个并发（症）还有宫颈癌的死亡率是有效降低，所以当时候就给了这个专利金奖给凯普，所以这是平台。

要素这一块其实是发展得比较慢的。但是因为很明显这些年我们整个行业无论是生物材料，平台的一些关键技术点，一些新材料，还有一些仪器原理上面都有很大的突破。

我相信这一块也是未来我们整个行业比较大的增长点，所以凯普也跟一些高校，像深圳先进院，香港的若干个学校，像（香港）科技大学，我们都有几个项目是获得了官方的资助跟认可，主要就是做这些要素性的研发。

这个不是单纯靠我们企业自己的团队来做，我们的创新大概是这么布局。

南方财经：大湾区时代背景下，广东省正在培育 20 个战略产业集群，您认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前景如何?湾区的政策利好将带来什么机遇?

管秩生：其实之前很多人问我，你到底是哪里的企业？我想一想觉得，你说我是香港企业、广州企业、潮州企业都不合适。现在好了，因为有了这个大湾区名词，我就可以回答别人说我是一家大湾区企业。所以凯普可以说是大湾区，甚至没有大湾区这个词之前，就是很大的受益者。

我们早期跟香港大学的合作研发，我们借用在广东省内的生产优势，我们在广州这么好的高校，还有政策，还有医疗资源来使我们壮大，让我们可以为全国打下一个模板，这些都是凯普这20年经历的。

而有了大湾区以后，我相信可以把很多地方的政策进一步同步，我们可以跨境的有一些科研合作。可能我以前是单一的跟香港某一所大学合作，但我现在可能是跟香港某一所大学，拉上广东省内的某一个顶尖学府来做分工，其实我们现在凯普有这类的项目，这也是湾区精神。

同样我们香港的试剂，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就是香港只要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认可的试剂，可以在大湾区的一些港资医院优先使用，我们也在探讨这方面的（合作）。可能在新的政策环节，我们可以更快把香港一些优势的技术服务进行复制推广，然后如果后面人才能够进一步流动，其实香港、澳门都有相应的一些科研，还有不同功能职能的一些优秀人才。但是可能之前受限于地域，他们对我们全国跟总部的贡献不够大。

在这些新的人才政策，可能我可以进一步发挥这些专业人士在整个公司，乃至在整个行业作用的放大。

很多优秀的企业，在他们进行产品注册、研发的时候，也可以更密切跟香港的医疗单位，也通过香港作为跳板，去跟国际上更多的一些科研或者临床单位进行一些早期的洽谈，再响应政策，真正加快走出去的过程。

当然后面，我相信也有很多的这些人才激励，一些官方奖励计划，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其次，更重要的还是整个集群产生出来的几何效应。

南方财经：凯普生物成立 20 年，2017 年 4 月 12 日在创业板上市。您认为中国的科技公司应如何乘着资本的翅膀腾飞?

管秩生：生物科技作为高新科技里面的尖子生，又是一个研发周期很漫长的行业特性，而且因为研发是有风险的，它有一定的不明确性在里面，是因为生物分子层面是看不到的，它有一定的很多变数在里面，所以我说，我们的产线跟实验室是活的最大的变数可能比起其他的高新企业还有更大的不明确性。

如果没有资本在里面助力，我相信非常少的企业会成功。所以，我们凯普成立一直以来，就是以我自己家族的资本为主，我们借助资本的力量在早期比较少一点，那时候也无力可借。2000年到2010年，其实你也无力可借，但是像我们能够资本化，是因为我们凯普是不喜欢举债，我们的负债率非常低，能够成功在2017年上市乃至去年的成功定增，基本上，我们不用改变凯普这种“低负债”的运营理念。但是又给我们足够的资金让我们发展，基本上凯普这些年都不用去筹研发的投入资金、或者扩展资金、或者人才引入的资金，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这几年的资本化成功。

我相信，现实来讲，资本的力量是更加不可或缺的，我们有越来越多专业的（关于）医疗生物技术的一级市场基金，还有天使投资人，我们也有很多产业基金，像凯普也有投一些创业企业，我们也有很多二级市场资本化的渠道，包括新的科创板，包括香港的18A，以及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渠道，然后也给了很多机构有更多的退出机制，我觉得这个会很快引起一种良性循环。

包括现在，你看的准上市或者自己能上市的企业，我相信没有一家是离得开资本的助力，无论你的资本是来源于官方还是基金还是个人。我们凯普后面资本化也是希望（有相关的助力）。然后，我们现在围绕的是“三个凯普”的一个建设方案，就是我们的产品服务，还有我们的大健康板块，我们也很希望后面可以把我们的服务——第三方（医学）检验这一块也可以未来进行一个独立的资本化，也使得这个板块独立于产品，可以受益于资本的一个助力，让我们企业的步伐迈得更快。

但是当接受资本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自我控制，不能盲目扩张，不能步伐迈得太快，不能赶风潮，不能为了得到某一些资本的目的去偏离自己企业的初心，我相信只要做到这4点，那资本带给我们行业的是百利而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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