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为桥引500赤子回归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在我方同意撤出长江以南浙江、湖南、广东等八个省的武装力量后才达成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1946年广东党组织按协定北撤抗日武装，除东江纵队外，其他几支游击队只派骨干参加，韩江纵队（只有主要领导骨干48人参加）北撤至山东烟台。留下韩江纵队人员部分南撤海外东南亚各地，但多数是疏散往泰国。1946年党中央为加强对南撤人员的领导与管理，将正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原潮汕中心县委书记李平和原潮梅特委妇女部长方朗夫妇两人派往泰国，建立“官方旅暹潮侨工作组”，李平为书记，方朗为宣委。同年9月官方南方局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又将原闽西南特委青年委员徐扬派往泰国加强工作组的领导，徐扬被委任为组委。1947年3月工作组在泰国曼谷沙吞设立“韩纵驻暹联络处”，原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处主任陈维勤为联络处主任，陈维勤爱人郑瑁和陈华为助手，郑瑁是青抗会员又搞过妇运，陈华是韩纵武装骨干。

设立中转站 建立联络点

1947年解放战争已全面爆发，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官方华南分局决定动员韩纵南撤人员回国。为贯彻这一决定，“旅暹潮侨工作组”举办了回国人员学习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解放战争情况，武装思想为归国参战做准备。1947年11月又成立“输送中心”，负责对回归人员的政审和联络运输等具体工作。1948年6月党领导的曼谷南洋中学遭到当局的查封，许多进步学生和爱国华侨青年纷纷要求回国参加革命。“输送中心”又增加了挑选与输送爱国青年华侨的回国任务。

这时撤退到东南亚各地和隐蔽在港澳的韩纵南撤人员，也纷纷请求回来参战。方方指示在香港设立中转站，派陈家珍任站长。陈家珍又名陈式文，原是官方澄海县委负责人，化名张铭，代号“七兄”，负责中转接待。

为了做好回归人员的接应与转送，“旅暹潮侨工作组”指派郑瑁同志先期回国做好准备工作。郑瑁回到汕头后，即向官方汕头地下党特派员余昌辉汇报情况并建议成立工作组，接待过往人员，余昌辉同意立即成立工作组，并委任郑瑁为组长。还调派以南华学院学生身份为掩护的张文序、以小贩身份为掩护的郑礼和两人为副组长，要求他们全力以赴立即开展回国人员的接待和转运工作。

工作组成立后，他们首先是建立联络点。选择郑瑁住处受福里二号对口联系泰国陈维勤，郑礼和安平路206号冾裕烟杂店对口联系香港陈式文。郑瑁住汕头市受福里二号其舅父陈翼云家，郑以侨眷身份经常接到泰国丈夫陈维勤寄来的“侨批”，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至于批内行文，关键地方都用隐语或暗号，送侨批的人也看不懂。郑礼和设在安平路206号的冾裕烟杂店也时不时接到香港张铭有时用“七兄”的化名寄来的“侨批”，联络回归人员事宜。新中国成立前，侨批是由批局直接派人送上门，这样也避免了国民党邮局的邮检风险。

其次是找安置场所。经过大家努力，找到地下党员陈大理，利用他父亲在镇邦路开的盛华兴客栈；党员曾冬勖利用他哥哥在永安街开的新泰行；还找到党员邱盛花在中山一横月眉桥开办的杂货店；还有侨眷在桂馥里许乔家、李平外甥黄奋的小楼，如果批量较大时还借用外马路73号“泰国华侨救荒回国监赈团”地方住宿。

三是物色接待人员。在汕地下党员和革命同情者，只要符合要求都分配接待任务。如姚泽华、姚纯珊、陈绍林、陈锦昌、姚壁、林训秋、黄志桐、卢作奎、蔡炳城、蔡顺宜及同情革命的林妙引、陈达仁、许乔等，都参加安排接待工作。还有地委地下交通员张明、张窗也直接参加护送。

海外回归人员中，有些原来还是国民党通缉和搜捕对象，海外青年初入国门人地生疏，党的领导干部更负有重任，如何把这些人员安全送达解放区，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开辟水陆两条线路

官方潮汕地委为了回归人员的安全到达，开辟了水陆两条线路。一是海运：即从泰国曼谷乘轮船抵达汕头港。此外，香港的中转站也可乘船来到汕头上岸。二是陆路：即从香港乘船到惠来县的甲子镇登陆，再从惠来经陆河走普宁到达大北山。有了水陆两条路线，哪条安全就从哪里走，回归人员的安全有了保证。

水路：汕头港是潮汕、兴梅及福建闽西南地区华侨出入主要口岸，但汕头国民党的管制也很严格，实行“五家连保俱结法”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城市处处设防，交通要道严加盘查，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汕头市。如1948年有一次我隐藏在汕头市公安局户政科陈士美家，报告给地下党，这几天全市通宵戒严清查户口，过往人员不能留宿。这时郑瑁刚好收到“侨批”说近日有人返汕，望接应。郑得知情况后，马上到邮局发报给泰国办事处，原来组织安排杨峰、林文泰二人回国，已买好来汕船票，只好改道从香港上岸走惠来陆路上山。

陆路：1949年1月惠来甲子镇解放，但当时解放区还未能连成一片，通过还有困难。据当年曾护送过往人员的潮汕地委地下交通员张窗同志回忆：先是去香港的七兄（陈家珍）处接任务，带人从香港乘机帆船渡海到甲子圩，投宿到税收站，并与冯三站长商量行进路线。为避开敌人哨所的盘查，采取迂回曲折行军路线，走陆河和南阳山一带山路，昼伏夜行，沿途投靠地下交通站，风雨兼程，几经转折才抵达揭西灰寨解放区。这种情况持续到5月惠来全境解放。

1949年7、8月间，胡琏敌军窜犯到汕头后，为了加强治安防范，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夜间马路根本没有行人。但这时惠来全境已经解放，海外回归人员基本都走陆路进入大北山根据地。1949年8月林彬同志与一批马来西亚共产党青年回国，也从香港转甲子陆路进入解放区，此时已是畅通无阻，从惠来甲子走葵潭、过普宁崩坎、梅林上大北山，直奔边纵二支司令部。

从海外回来人员，先用密信寄给汕头联络点，告知来者姓名、所乘航班及船期和联络暗号与标志。每批来人一般是三两人结伴而行，借名回家探亲。也有近十人的青年群体，则以回国升学为由，批量较大时则以旅游观光的形式瞒过关卡。这些人员一般都有带队人和组织介绍信，他们有的把组织关系藏在肥皂内、钢笔里，有的藏在香烟盒内、发蜡罐里，巧妙地瞒过敌人的检查。他们到汕头后，为了安全和按时出发一般都住我们安排的场所，个别住亲友家。在接待过程中也闹过笑话，开始时还不习惯信中“隐语”。第一次郑礼和接到“七兄”来信，要其到永和街150号找某某领回三匹呢料子，并劳转某亲家。郑信以为真，以为是内地游击队需要的布料，故准备一个大麻袋，雇了一辆三轮车，直奔该地。接上关系后才知是要接三位回国人员，真是啼笑皆非。

回归人员抵汕后，联络组先向他们介绍汕头敌情，要求尽量不外出，不到公共场所，以免发生意外。再是商定进入解放区的时间、路线及应对盘查的办法。有的人还要改装，尽量降低“洋”的色彩，然后才能上路。曾有一位海外回来女青年，因穿着太显眼，邱盛花给她换上他爱人的旧平装才转送入内地。

进入解放区有不同路线，到凤凰山的有水陆两路：陆路有由交通员卢作奎、林妙引（许姆）带路乘汽车，护送到澄海冠山交通站卢作奎母亲家，再由地下武工队转送上山。水路由潮安东江地下党安排党员李诗德和船夫李梅瑞兄弟驾驶的小木船，来汕后常停泊在中山公园月眉桥边、韩堤路的八角亭边或华坞路酒厂后的溪墘旁。地下联络员把来人带到约好的停泊点上船，由他们载到潮安江东联络站李习楷家再武装护送上凤凰山。进入大北山也有两条路线，一是由汕头经揭阳转棉湖上钱坑，一是从汕头经普宁到流沙入河婆。到大南山，一是从潮阳转沙陇上五福田，一是从关埠转谷饶入龙港再上山。还有一条从汕头经潮阳的峡山、司马浦和普宁的石桥头、马栅，再上鸭母岭到白马仔解放区。这些不同路线，要看当时情况而定，哪条路线安全就从哪里走，周转越快越好。还要根据不同身份，有的乘船，有的坐车，还有的坐轿、乘单车，也有步行进入的。尽管当时国民党“清剿”司令喻英奇十分凶残，公布了“通匪窝匪者杀”，“为匪带路者杀”等十四条令。但由于汕头地下党的周密安排，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在地下交通员勇敢机智的带领下，他们通过层层关卡，克服重重困难，从未出现事故，全部安全抵达目的地，真是难能可贵。

进步侨生奔赴前线

在受理回国人员的过程中，泰国还有很多人觉悟高，积极主动要求回国，特别是暹罗曼谷南洋中学的进步侨生热情高，巴不得早日投身革命奔赴前线。南中学生郑松荣在曼谷看到《民主新闻》上发表我“驻暹联络处”撰写的《面向祖国，面向家乡》文章后，非常激动，奔走相告，串联志同道合知己，多次申请要求早日回国。在革命热情气氛影响下，南洋中学的教师贝坚、校医伍梅也踊跃报名回国。经领导批准终于1948年7月在“输送中心”安排下，郑松荣、佘绍聪、宋升拱、邱家宣、李广、陈沛、陈复悦、佘秀明、陈英学、高洋等10名侨生回国并同时上山入伍，被编在韩江支队十一团。十个“番仔”上凤凰山打游击在当地传为佳话，这批人有的后来成为武装骨干，如宋升拱为韩江支队第十一团第十六武工队指导员，佘绍聪为河东区南四武工队队长，郑松荣为连指导员，李广为连副指导员。这些人打仗勇敢，不怕牺牲。陈复悦入伍后被分配在韩江支队属下第十三武工队。1948年12月14日在执行征粮任务时，受敌包围，他英勇顽强与敌人战斗，为了掩护战友，在饶平县谷塘村附近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0岁。南中教师贝坚回国后安排在边纵政治部任秘书。校医伍梅回国后在大北山边纵二支队后方医院当医生。她思想好、医术好、工作勤奋，不辞辛劳地抢救伤病员，受到根据地军民的好评，党的机关报《团结报》曾以“伤病员的好妈妈”为题，对她的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泰国的南洋中学和大同学校的师生积极报名要求回国参加革命，经领导批准和联络处安排下，先后陆续回国参加潮汕解放战争的有：李绪明、陈英瑞、陈沛、廖鹤滨、刘怀海、杨光、王善荣、许英利、陈兰、苏慧君、黄坚明、朱烈文、黄玉莲、龙夷荒、龙洁芬、丁洁华、秦昌禹等近300人，还有爱国青年华侨，曼谷各工会爱国青年工人，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约有百人也回国参加革命。

这段时间，从泰国曼谷乘船来汕的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王亚夫、许惠君、何史、林秀华、郭湘萍、王贯一、张窗、潘鉴、许士监、许自堂、许大辉、陈作茂、王亦水、蔡英强、欧雄恒、陈金兰、张益善、王川、陈辉等一批人员共100人左右。

据当年负责审批归国人员的廖希同志回忆，从1947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据不完全统计从泰国先后回国经汕头港入内地的，约有500人（不包括从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回归人员）。这500多人中，有党员干部、韩纵人员、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华侨和民主人士等。

这500多人回归祖国全靠“侨批”鸿雁穿针引线，联络呼应，才能顺利到达。这些归国人员为潮汕解放事业，也为尔后家乡建设添砖加瓦，受到人们的敬重。

“侨批”这份家书，已成为一条无形的桥梁，它从南到北、从泰国彼岸到汕头此岸，架起一座安全可靠的鹊桥，为回归人员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信息，使汕头地下党能按时按地安全接回归国人员，功不可没，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种特殊贡献为“侨批”收集增加了革命的、红色的内容，为潮汕侨批文化增添一笔光辉的色彩，为“侨批文库”增添了独特难得的奇葩。